“老北京”黄丽一家的30年就医故事 从省着吃药到人人有医保
http://www.fooxing.com/ 福星在线 - 北京商报 2008-11-27 11:01:58 点击：
从上世纪60年代末到今天，56岁的黄丽一家六口经历了北京市医保的巨大变迁。从一家人省着吃药，到老人、小孩都有大病医保；农村亲戚从有病自己“扛”，到“小病不出村”，30年来的变化，让黄丽一家渐渐没有了看病之忧。
1978年以前
六口之家省着吃药
黄丽是家里的老大，青年时跟随父母和弟弟妹妹住在北京复兴门大街的一个大院里，和那个时代的女孩一样，上学、分配进工厂、帮父母负担家庭开支、结婚、生子，从“抚养”弟弟妹妹到抚养自己的孩子，从父母退休熬到自己退休……
1969年，17岁的黄丽毕业分配进入工厂，成为家里除了父亲外第二个有“正式”工作的人。父亲是建筑单位的技工，每个月66块钱收入，黄丽上班后每月能挣16块钱。
那年月，只有“正式”职工才能享受医疗报销。没工作的妻子、还在上学的孩子、没有退休单位的老人和远在郊区的亲戚都要自己花钱看病。大家最怕的就是生病。
“看感冒花的几块钱，是母亲辛辛苦苦给人织十多双毛线袜子换来的。”黄丽回忆。小时候，母亲常在家里“做活儿”补贴家用，除了织袜子，还糊过洋火盒，帮印刷厂叠页子，帮纺织厂纺羊毛……全是街道帮忙揽的活，黄丽一有空就帮母亲干。
当时，她的两个弟弟十四五岁，最小的妹妹才8岁。妹妹身子骨弱些，一到秋冬季就爱感冒发烧。妹妹看病不能报销，为了节约开支，家里就给她吃点简单的药让她“扛”过去。家里的药是父亲看病时开的，不多，用白色的小药袋装着。“父亲省着吃药，给我们节省下来，主要是给妹妹留着。”她说。
那时，常见的消炎药只有几种：ABC、土霉素、长效磺胺。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时的四环素会使小孩的牙齿发黄。黄丽笑着说，妹妹就有一口“四环素牙”，长大了还时常遭人笑话。
上世纪80年代初
遗憾没看到父亲合眼
上世纪70年代初，黄丽的两个弟弟陆续参加工作，生活不那么困难了，一家人也从复兴门大街搬到西单一带的胡同里。
随着年纪增长，父母去医院越来越频繁。“那时看一次病要折腾一整天。”每次父亲看病，她都要去父亲单位的卫生室取一种 “三联单”，单子每一联都写上父亲的姓名、性别、年龄、职务等信息，医务室人在每一联盖上单位的“红戳”，撕下一联留底，她就把单子拿回来，再带父亲去医院。看完病，大夫也会撕下一联单子，然后医院直接找单位报销。那时，黄丽的母亲看病可以通过父亲单位报销，但比例只有一半。
1985年，黄丽一家从胡同搬迁进了楼房，她和爱人住进了两居室，父母住在同一栋楼的一层。弟弟们相继结婚，有了自己的家，妹妹在幼儿园工作，收入稳定。但是那一年，境遇好转的生活再次蒙上冰霜。
黄丽56岁的父亲患了偏瘫，只能退休回家养病。退休后，父亲每月只能拿到上班时工资的70%——60多块钱。那时，我国已进行医疗保险制度改革，职工医疗费不再完全由企业负担，企业职工每月会从工资里掏一部分钱交“医疗保险”，企业也交一部分。根据工龄长短，职工自己掏的份额不一样。
“父亲退休前工龄超过了30年，自己掏10%就行了，有了保险后，看病报销的就多了。父亲瘫痪后定期检查、吃药和针灸治疗的费用，大部分都能报销。”黄丽还记得那时父亲常吃的药叫“活络丹”。
父亲每次住院，黄丽都要先去他的单位取来一张空白支票押在医院。她在城南的工厂上班，工作很忙，有时父亲的“三联单”和支票要50多岁的母亲去取。她从复兴门走到天宁寺，再走回家推着轮椅上的父亲到建工医院。看一次病要折腾一整天。
黄丽记得，父亲最后一次住院的支票是她去拿的。父亲病危，母亲和弟弟妹妹们陪在床前，等到她手里攥着支票赶到病房门外时，已听到了母亲的哭声……父亲去世了。
“要是搁现在，我一定能赶上见父亲最后一面的。”黄丽感慨。
上世纪90年代
定点医院任选三家
1996年，黄丽44岁，弟弟妹妹都已成家，她自己的儿子也考上大学。那种谁家门口钉个奶箱就算高档生活的年代早已过时，黄丽和爱人的工资从70多块钱涨到700多块。
她把婆婆接到家里养老。老人的退休金每年都涨。1999年时，婆婆的退休金已从上世纪90年代初的60多块钱涨到了900多块。
家人上医院看病不再需要“三联单”，不再只限单位的定点医院看病，住院也不需要上工作单位拿支票。每个职工可以任选3家医院，此外还能在自家门口就近选一家。“医院的治疗水平高了，药也多了，医院的药房分中药和西药两种。看完病拎着琳琅满目的药回家，每天吃几次、吃多少，看看说明书就全知道了……”黄丽说。
黄丽婆婆的定点医院选在北大医院，但她很少去，平时的头疼脑热就在离家不远的医院看。赶上儿女上班时间，她就自己溜达着去，出门口走一刻钟就到了，看完病路过市场还能捎点菜回家。用老人自己的话说：“心里踏实多了，也不用老麻烦儿女。”
婆婆没有后顾之忧了，黄丽仍担心自己的母亲。母亲年轻时没工作，自然没有退休金，尽管孩子们都上班挣钱了，但要供自己的孩子上学。老人最害怕得大病。
2003年
农民有病不再“扛”
以前，黄丽去郊区看亲戚时都往他们手里塞钱，每次见他们生病不去医院自己“扛”都觉得很难过。
2003年，北京率先推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制度。打那以后，黄丽发现，远房舅妈在村子里的卫生室看病，挂号费、诊疗费全免，只收药费。“我特意陪舅妈去看了，卫生室的药费比城里的还便宜。”黄丽说。
以前，村里有钱的人家才能看病，没钱的人家有病就“扛”着，扛不住了才去医院。即使住了院，医生让住10天，村民往往5天就跑掉，“实在看不起”，舅妈念叨。
有了“新农合”，可以“小病不出村，大病可报销”了，医疗保障越来越向城里人看齐了。舅妈的一个40多岁的邻居2003年查出患尿毒症，每个礼拜要透析两次，一礼拜的费用要900多块钱，一个月下来至少要3000多块。因为参保“新农合”，每月能报销40%医疗花费，那个邻居到现在都在坚持透析。“要不是‘新农合’，他可能早不在人世了。靠他自个儿哪能负担那么多呀！”舅妈说。
2007年
老人小孩有了大病医保
2007年，北京实行“一老一小”大病医疗保险制度，黄丽母亲的担忧没有了。除了母亲，她才刚一岁的小孙女也可以上医疗保险。
2007年冬天，黄丽的母亲在社区附近的菜市场“遛早儿”，一不小心滑倒在结冰的路上，晕了过去。那次受伤，母亲的医疗费和住院费花去了近1万块钱，因为当年及时参保了“城镇无医疗保障老年人大病医疗保险”，这笔钱报销了一半多。
黄丽给母亲上的大病医保，每年只要交300元钱，住院就能报销。小孙女这边每年交50元钱，孩子住院超过650元以外的医疗费能报70%，一年最高能报销17万元；老人住院超出1300元的医疗费用能报60％，一年最高能报销7万元。
黄丽的妹妹在幼儿园工作，她亲眼看到一个孩子因此“获救”。幼儿园里一个孩子患了骨癌，频繁的放化疗让原本不宽裕的三口之家短短几个月间花了近20万元。好在他们给孩子上了“一老一小”保险，孩子的手术费报销了近14万元。
2008年
70岁母亲操心“医改”
由于年轻时没有正式工作，从2008年开始，黄丽的母亲每月能领到200元福利养老金。钱虽不多，但母亲特别珍视，她常用这些钱骄傲地给孙辈买好吃的，因为那是她“挣”的。
黄丽和爱人年龄大了，也开始频繁往医院跑。黄丽喜欢去附近的社区医院看病，人少，不用排队，还时常看见大医院的大夫过来和这里的大夫“交流”，心里更放心。有时，她去医院仅仅是开药，自己知道常吃什么，开完药就回家，来回用不了一小时。
国家医疗改革的事，她和爱人都关心，买报纸、看电视仔细了解，母亲也跟着操心。新医疗改革方案征求意见的时候，老太太还喊着让孙子替她在网上提建议。
前几天，黄丽看见电视上讨论医改方案：去医院看病付费不用自己先垫付了，只要拿着医疗卡就能直接付自己负担的10%或20%，至于单位报销的部分，就让医院和单位间解决好了。黄丽看到这赶紧说给母亲听，母亲大赞改革好：“省得去医院揣那么多钱，多不安全，跑来跑去的麻烦死了。”
30年社会医疗保险进程
退休养老金逐年增加
1986年，北京在国有企业、集体企业、外商投资企业及其职工中实行养老保险社会统筹。
1987年，进行大病医疗费用统筹试点。
1992年，实施养老保险职工个人缴费，拓宽资金来源。
1994年起，北京离退休人员养老金逐年上涨。
“单位保障”转向“社会保险”
1998年，北京城镇企业职工有了养老保险，第二年个体劳动者、自由职业人员和企业中的农民工也陆续纳入。
2001年，北京职工的医疗保障从“单位保障”转向“社会保险”。这是北京市医疗保险制度改革一个重要的里程碑。
“新农合”不再让农民拿“大头”
2003年，北京实行“新农合”政策，即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。患病农民可享受“大病统筹为主，兼顾门诊”的医疗报销。
2004年，推行农民工大病医疗保险制度，建筑业的农民工成为保障重点。
2005年，实行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。
“一老一小”惠及老人孩子
2007年，北京城镇无保障老人和学生儿童纳入大病医疗保险，称“一老一小”医保政策。学生和婴儿每年缴纳50元，老人缴纳300元，住院就能报销，报销起付标准分别是650元和1300元。
养老保险城乡全覆盖
2007年，对城乡无社会保障老年居民给予养老保障。
2008年，北京实施“新农保”，即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。改变了过去养老保险单靠个人账户积累的制度模式，基础养老金由政府发放，农民养老得到保障。
2008年7月，实施城镇劳动年龄内无业居民大病医疗保险。至此，北京率先实现医疗保险制度对城乡居民的全覆盖。
1978年以前
六口之家省着吃药
黄丽是家里的老大，青年时跟随父母和弟弟妹妹住在北京复兴门大街的一个大院里，和那个时代的女孩一样，上学、分配进工厂、帮父母负担家庭开支、结婚、生子，从“抚养”弟弟妹妹到抚养自己的孩子，从父母退休熬到自己退休……
1969年，17岁的黄丽毕业分配进入工厂，成为家里除了父亲外第二个有“正式”工作的人。父亲是建筑单位的技工，每个月66块钱收入，黄丽上班后每月能挣16块钱。
那年月，只有“正式”职工才能享受医疗报销。没工作的妻子、还在上学的孩子、没有退休单位的老人和远在郊区的亲戚都要自己花钱看病。大家最怕的就是生病。
“看感冒花的几块钱，是母亲辛辛苦苦给人织十多双毛线袜子换来的。”黄丽回忆。小时候，母亲常在家里“做活儿”补贴家用，除了织袜子，还糊过洋火盒，帮印刷厂叠页子，帮纺织厂纺羊毛……全是街道帮忙揽的活，黄丽一有空就帮母亲干。
当时，她的两个弟弟十四五岁，最小的妹妹才8岁。妹妹身子骨弱些，一到秋冬季就爱感冒发烧。妹妹看病不能报销，为了节约开支，家里就给她吃点简单的药让她“扛”过去。家里的药是父亲看病时开的，不多，用白色的小药袋装着。“父亲省着吃药，给我们节省下来，主要是给妹妹留着。”她说。
那时，常见的消炎药只有几种：ABC、土霉素、长效磺胺。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时的四环素会使小孩的牙齿发黄。黄丽笑着说，妹妹就有一口“四环素牙”，长大了还时常遭人笑话。
上世纪80年代初
遗憾没看到父亲合眼
上世纪70年代初，黄丽的两个弟弟陆续参加工作，生活不那么困难了，一家人也从复兴门大街搬到西单一带的胡同里。
随着年纪增长，父母去医院越来越频繁。“那时看一次病要折腾一整天。”每次父亲看病，她都要去父亲单位的卫生室取一种 “三联单”，单子每一联都写上父亲的姓名、性别、年龄、职务等信息，医务室人在每一联盖上单位的“红戳”，撕下一联留底，她就把单子拿回来，再带父亲去医院。看完病，大夫也会撕下一联单子，然后医院直接找单位报销。那时，黄丽的母亲看病可以通过父亲单位报销，但比例只有一半。
1985年，黄丽一家从胡同搬迁进了楼房，她和爱人住进了两居室，父母住在同一栋楼的一层。弟弟们相继结婚，有了自己的家，妹妹在幼儿园工作，收入稳定。但是那一年，境遇好转的生活再次蒙上冰霜。
黄丽56岁的父亲患了偏瘫，只能退休回家养病。退休后，父亲每月只能拿到上班时工资的70%——60多块钱。那时，我国已进行医疗保险制度改革，职工医疗费不再完全由企业负担，企业职工每月会从工资里掏一部分钱交“医疗保险”，企业也交一部分。根据工龄长短，职工自己掏的份额不一样。
“父亲退休前工龄超过了30年，自己掏10%就行了，有了保险后，看病报销的就多了。父亲瘫痪后定期检查、吃药和针灸治疗的费用，大部分都能报销。”黄丽还记得那时父亲常吃的药叫“活络丹”。
父亲每次住院，黄丽都要先去他的单位取来一张空白支票押在医院。她在城南的工厂上班，工作很忙，有时父亲的“三联单”和支票要50多岁的母亲去取。她从复兴门走到天宁寺，再走回家推着轮椅上的父亲到建工医院。看一次病要折腾一整天。
黄丽记得，父亲最后一次住院的支票是她去拿的。父亲病危，母亲和弟弟妹妹们陪在床前，等到她手里攥着支票赶到病房门外时，已听到了母亲的哭声……父亲去世了。
“要是搁现在，我一定能赶上见父亲最后一面的。”黄丽感慨。
上世纪90年代
定点医院任选三家
1996年，黄丽44岁，弟弟妹妹都已成家，她自己的儿子也考上大学。那种谁家门口钉个奶箱就算高档生活的年代早已过时，黄丽和爱人的工资从70多块钱涨到700多块。
她把婆婆接到家里养老。老人的退休金每年都涨。1999年时，婆婆的退休金已从上世纪90年代初的60多块钱涨到了900多块。
家人上医院看病不再需要“三联单”，不再只限单位的定点医院看病，住院也不需要上工作单位拿支票。每个职工可以任选3家医院，此外还能在自家门口就近选一家。“医院的治疗水平高了，药也多了，医院的药房分中药和西药两种。看完病拎着琳琅满目的药回家，每天吃几次、吃多少，看看说明书就全知道了……”黄丽说。
黄丽婆婆的定点医院选在北大医院，但她很少去，平时的头疼脑热就在离家不远的医院看。赶上儿女上班时间，她就自己溜达着去，出门口走一刻钟就到了，看完病路过市场还能捎点菜回家。用老人自己的话说：“心里踏实多了，也不用老麻烦儿女。”
婆婆没有后顾之忧了，黄丽仍担心自己的母亲。母亲年轻时没工作，自然没有退休金，尽管孩子们都上班挣钱了，但要供自己的孩子上学。老人最害怕得大病。
2003年
农民有病不再“扛”
以前，黄丽去郊区看亲戚时都往他们手里塞钱，每次见他们生病不去医院自己“扛”都觉得很难过。
2003年，北京率先推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制度。打那以后，黄丽发现，远房舅妈在村子里的卫生室看病，挂号费、诊疗费全免，只收药费。“我特意陪舅妈去看了，卫生室的药费比城里的还便宜。”黄丽说。
以前，村里有钱的人家才能看病，没钱的人家有病就“扛”着，扛不住了才去医院。即使住了院，医生让住10天，村民往往5天就跑掉，“实在看不起”，舅妈念叨。
有了“新农合”，可以“小病不出村，大病可报销”了，医疗保障越来越向城里人看齐了。舅妈的一个40多岁的邻居2003年查出患尿毒症，每个礼拜要透析两次，一礼拜的费用要900多块钱，一个月下来至少要3000多块。因为参保“新农合”，每月能报销40%医疗花费，那个邻居到现在都在坚持透析。“要不是‘新农合’，他可能早不在人世了。靠他自个儿哪能负担那么多呀！”舅妈说。
2007年
老人小孩有了大病医保
2007年，北京实行“一老一小”大病医疗保险制度，黄丽母亲的担忧没有了。除了母亲，她才刚一岁的小孙女也可以上医疗保险。
2007年冬天，黄丽的母亲在社区附近的菜市场“遛早儿”，一不小心滑倒在结冰的路上，晕了过去。那次受伤，母亲的医疗费和住院费花去了近1万块钱，因为当年及时参保了“城镇无医疗保障老年人大病医疗保险”，这笔钱报销了一半多。
黄丽给母亲上的大病医保，每年只要交300元钱，住院就能报销。小孙女这边每年交50元钱，孩子住院超过650元以外的医疗费能报70%，一年最高能报销17万元；老人住院超出1300元的医疗费用能报60％，一年最高能报销7万元。
黄丽的妹妹在幼儿园工作，她亲眼看到一个孩子因此“获救”。幼儿园里一个孩子患了骨癌，频繁的放化疗让原本不宽裕的三口之家短短几个月间花了近20万元。好在他们给孩子上了“一老一小”保险，孩子的手术费报销了近14万元。
2008年
70岁母亲操心“医改”
由于年轻时没有正式工作，从2008年开始，黄丽的母亲每月能领到200元福利养老金。钱虽不多，但母亲特别珍视，她常用这些钱骄傲地给孙辈买好吃的，因为那是她“挣”的。
黄丽和爱人年龄大了，也开始频繁往医院跑。黄丽喜欢去附近的社区医院看病，人少，不用排队，还时常看见大医院的大夫过来和这里的大夫“交流”，心里更放心。有时，她去医院仅仅是开药，自己知道常吃什么，开完药就回家，来回用不了一小时。
国家医疗改革的事，她和爱人都关心，买报纸、看电视仔细了解，母亲也跟着操心。新医疗改革方案征求意见的时候，老太太还喊着让孙子替她在网上提建议。
前几天，黄丽看见电视上讨论医改方案：去医院看病付费不用自己先垫付了，只要拿着医疗卡就能直接付自己负担的10%或20%，至于单位报销的部分，就让医院和单位间解决好了。黄丽看到这赶紧说给母亲听，母亲大赞改革好：“省得去医院揣那么多钱，多不安全，跑来跑去的麻烦死了。”
30年社会医疗保险进程
退休养老金逐年增加
1986年，北京在国有企业、集体企业、外商投资企业及其职工中实行养老保险社会统筹。
1987年，进行大病医疗费用统筹试点。
1992年，实施养老保险职工个人缴费，拓宽资金来源。
1994年起，北京离退休人员养老金逐年上涨。
“单位保障”转向“社会保险”
1998年，北京城镇企业职工有了养老保险，第二年个体劳动者、自由职业人员和企业中的农民工也陆续纳入。
2001年，北京职工的医疗保障从“单位保障”转向“社会保险”。这是北京市医疗保险制度改革一个重要的里程碑。
“新农合”不再让农民拿“大头”
2003年，北京实行“新农合”政策，即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。患病农民可享受“大病统筹为主，兼顾门诊”的医疗报销。
2004年，推行农民工大病医疗保险制度，建筑业的农民工成为保障重点。
2005年，实行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。
“一老一小”惠及老人孩子
2007年，北京城镇无保障老人和学生儿童纳入大病医疗保险，称“一老一小”医保政策。学生和婴儿每年缴纳50元，老人缴纳300元，住院就能报销，报销起付标准分别是650元和1300元。
养老保险城乡全覆盖
2007年，对城乡无社会保障老年居民给予养老保障。
2008年，北京实施“新农保”，即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。改变了过去养老保险单靠个人账户积累的制度模式，基础养老金由政府发放，农民养老得到保障。
2008年7月，实施城镇劳动年龄内无业居民大病医疗保险。至此，北京率先实现医疗保险制度对城乡居民的全覆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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