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季度CPI蹿高，让决策层毫不犹豫的把控制物价上涨、抑制通货膨胀摆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。大洋彼岸，美国的次贷危机仍在环环蔓延，没有人说得准这个"金融黑洞"会把世界经济带到哪里。"外冷"、"内热"都充满了不确定性，想在促进经济增长与抑制通胀间找到平衡点，恐怕并非易事。
噩梦顺着美元的锁链延伸，次贷危机下的世界经济都难以幸免，中国也可能要面对"滞"的风险。在紧缩货币的前提下，大到整个国家的宏观经济、小到个别企业的运营成长，能承受得住多远、多久的"上坡溜车"，尚未可知。如果GDP增速下滑到8%，企业利润硬着陆，银行不良资产大幅上升，则我们不仅要面对滞胀，而且可能迎来金融危机。当然，企业仍可以通过产业升级、技术创新扭转不利，宏观经济可以通过财政拉动顺势启动内需，从而让中国经济走上又一轮良性循环。这种阴阳转换的格局是我们所期待的，但是，如何在控制物价的同时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？如何进一步改革金融体制、财政制度，使中国的经济面对大危机时不至于大萧条？这些都是摆在我国经济面前实实在在的问题，求索这些问题的解决之道，义不容辞。
2008年4月12日，"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成立仪式暨首届主题研讨会"在北京金融街隆重举行，一个以金融研究为主体、以发展民族金融为己任的中坚论坛应运而生。论坛顾问吴晓灵、易纲、余永定、钱颖一，论坛学术委员会主席谢平，论坛理事会主席蒋超良，以及论坛成员、特邀成员共36位汇聚一堂，围绕"内外部不确定形势下的金融调控"展开深入分析和讨论。论坛秘书长王海明、论坛学术委员会成员管涛先后主持了会议。本报择其讨论精要整理成文，以飨读者，是为21世纪北京圆桌第172期。
减速迹象显现？
《21世纪》：在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下，对经济增长减速的担忧也越来越普遍。今年中国经济减速的可能性有多大？
黄益平：今年可能出现自2001年以来经济增长的明显减速。第一季度的进出口数据已经发布，净出口同比下降了10%，我们原来的顺差太大了，减少一点似乎也无关紧要。但是想一想这对GDP增长可能带来的影响，就会发现这是一个严重的变化。去年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率接近3%，如果今年全年净出口下降了10%，那它对GDP增长的贡献率是-0.7%或-0.8%，也就是说，今年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将比去年减少3%-4%。
范文仲：第一季度国民经济小幅调整，这是比较明显的，但我认为，不会由此演变成明显的经济下滑。
贸易顺差下降，我们现在看到的其实都是金额的下降。但海关的人员表示，今年一季度顺差下降，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是贸易条件恶化，也就是出口商品价格下降，而进口商品价格上升；如果单纯看数量的话，在价格不变的情况下，今年一季度顺差同比增长50%，这是非常大的增长量。所以我们对外贸的理解还需要再细致一点。
一季度投资总量增长是比较快的，但除去价格因素之后，实际是明显下降。但同时要看到趋势，去年下半年新开工项目的数量增长很快。此外，一季度的雪灾，对于经济增长有非常大的负面影响，这只是阶段性的影响。我最近到了甘肃、成都，建筑工地都是一片火热，所以投资冲动还是非常大。投资现在是靠各种手段强力压着，如果放松一点，投资马上就会上来。一跌到不能承受的地步，国家肯定就会运用其他手段来刺激投资。如果是这样，最后总量的增速会比较平稳，但是结构可能更加恶化。所以中国经济的问题，大家一直在谈快慢，我觉得不是快慢的问题，而是结构的问题，结构的问题受到内外很多因素影响。
唐旭：次贷危机引起美元贬值，美国经济增速下降，这对于世界经济来讲都是不好的消息。中国的出口会受到影响，对于可能遭受的损失，有很多不同的估计方法。根据我们的统计，60%的出口商品来自于三资企业，其中又有60%是来自于外商独资企业，这些企业在中国生产的产品就是销往国外的，这是全球市场的生产力配置。这种格局不会这么轻易地受到环境的冲击，所以我还是持乐观的态度。
中国为什么会有吸引力？这取决于中国制造业的劳动力成本。我觉得，中国制造业的劳动力成本到现在为止还具有相当的竞争力。我们的一项研究显示，中国制造业单位产出的劳动力成本大约是0.0536，制造1美元产品的劳动力成本是5美分多一点；而美国大概是60美分，即0.612；印尼大概是9美分，比我们高出将近1倍；泰国是将近20美分。也就是说，中国单位产出的劳动力成本实际上还处在相当低的水平，还有相当的潜力，因此，劳动力成本的提高不至于引起大量产业外流。当然，这个过程会引起价格的上升，这一点是我们需要注意的。
余永定：美国经济增长率下降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具体影响，我们大概估计，美国经济增长速度下降1个百分点，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会下降1.5个百分点，所以，今年经济增长率的降幅不会超过4个百分点，也就是能维持在8%左右。总而言之，我们应该为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到8%做好充分的准备，工人失业等一定要采取一些办法来解决。
"滞"和"胀"：哪个更危险？
《21世纪》：越来越多的人担心，中国会出现滞胀的风险，如何评估这种风险？
魏加宁：现在的形势之所以复杂，原因之一在于我们错过了理顺资源价格、有效控制通货膨胀的最佳时机，如果利率、汇率调整得再早一点的话，现在的物价形势或许会更好一点。在未来两三年内，我们面临三个危机，一是金融危机，二是石油危机，三是粮食危机。
对于未来经济走势，目前存在着三种风险或担心，一个是"滞"，一个是"胀"，再一个是"滞胀"。大家分歧很大，我认为应该做更深入的探讨和风险评估。对于1970年代美国滞胀形成的原因，各派经济学者有过详尽的分析，主要是从宏观经济政策、社会福利制度、政府行政管制等三个方面寻找原因。现在的中国，在这三个方面都有类似的发展趋势，因此滞胀的风险确实有所增加。
戴金平：对于世界经济尤其是美国经济，有一种预计是出现滞胀。关于滞胀，我们会想到1970年代到1980年代的世界经济，进入滞胀状态之后，没有有效手段摆脱出来。由于中国已经融入世界经济，世界经济如果进入滞胀，我们不进入滞胀是不可能的。"滞"的风险已经很大了，流动性过剩已经转变为流动性风险。
中国如果出现"滞"的话，就会导致结构性调整放缓。现在的紧缩政策，受损害的弱势群体是 中小企业(行情 股吧)和民营企业。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，基本的思路是朝着深化市场化的方向发展，不能够倒退。因此，如果这一次"紧"的结果把市场化程度高的主体牺牲掉，那中国经济的结构调整就会受到影响。
《21世纪》：在"滞"和"胀"两种风险中，哪一种局面的危害性更大？
黄益平：如果增长速度实现9%，看起来也不错。但还需要看与去年的差距，从10%降到9%可能问题不大，但从12%降到9%，结构性调整的压力就比较大。所以，从短期来看，现在通货膨胀问题非常严重，但几个月之后，增长减速的风险也许会更加突出。而且，观察过去10年通胀和出口之间的关系，大家会发现，每当出口增长大幅滑坡的时候，通胀压力就会大幅下降，第一次是在1998年，第二次是在2001年，每次出口一减速，随后就出现了通货紧缩。这个因素也使我觉得，几个月之后更值得关注的是增长减速的风险。
唐旭：我觉得，中国上半年的通货膨胀率比较高，但3、4、5、6月份的环比增长会下降。2007年的通货膨胀率比较高，原因之一是2006年基本上没怎么涨。2008年和2007年相比，有很高的基数，所以，到下半年，CPI可能会有比较大的下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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